交锋现状“市场机制主导谈判”vs“用国际垄断对付矿山垄断”
白益民：宝钢怎么能代表中国钢铁行业去谈判？
戴国庆：应该理解和支持宝钢。
“如果让钢产量只占我国钢产总量10%的宝钢，怎么能代表中国钢铁行业去进行谈判呢？”同在沙龙演讲桌的另一端的白益民，表达出了自己的质疑，“宝钢的产品结构比较高端，对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也较其他钢厂强，如果单纯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宝钢可以接受的价格，可能别的钢厂就亏损了，这种严重的不平等性恰恰暴露了我们‘需求松散’这一根本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垄断应对三大矿山的垄断。”白益民语气坚定地表示。在他看来，目前三大铁矿石商是垄断企业，日本韩国都是统一的，但惟独我们的进口商却都是分散的，各自为主的，正是这样的不平等令我方在谈判中永远处于被动。
交锋再次出现。因为曾在老钢企工作数年，这些话戴国庆听来确实有些刺耳。
“宝钢作为一个钢铁企业，参与谈判已经非常不容易，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给予支持和理解，这只是企业的正常的商业谈判，不要夹杂太多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他忍不住为饱受舆论指责的宝钢抱屈，言语中透露出更多是理解和无奈。
他把铁矿石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在中国自身，特别是在于谈判主持者在形势判断和战略选择上的失误，包括没有尊重供求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铁矿石市场供求，特别是需求预测屡屡失误，去年目标过于冒进，且片面强调了“中国模式”等。
“总而言之，就是不了解市场规则，试图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解决铁矿石市场中的矛盾。”戴国庆说，“中国有一些钢铁企业不注重利润，不挣钱也要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大了铁矿石需求，抬高矿价。”他强调，钢铁和铁矿石市场要坚持市场经济，中钢协应退出谈判，由市场机制去主导谈判局面。
“用中国的垄断对付国外的垄断”，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戴国庆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钢铁企业内部肯定有协商，有通报，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我想企业老总自己足够聪明，只要钢协不管这个事儿，放权，钢铁企业自己会很好地解决的。
“长协存在的条件必须是内部统一的情况下才能跟人谈长协。而目前中国目前的局面，长协价早就不存在这个基础了，只有从体制深层去改变。”白益民更加详尽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中国可以考虑变相回到加入W T O以前的体制，建立一个负责铁矿石进口的贸易专营权组织。这个组织就像原来的五矿集团，统一谈判、负责进口有色金属、钢铁等。这样，中国铁矿石的储量、钢铁产量，铁矿石厂家的利润水平、铁矿石的具体需求量等都被隐藏起来，中国就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
同时在利益平衡以及相互监督上，这个专营权组织同样可以采用五矿的股权分化，向全国大中型国民企业（国有、民营）进行股权分化。也就是说，贸易专营权组织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由多家企业组成，代表整个的国家利益负责进口，然后在内部完成分配。
“钢铁就是工业的粮食，对钢铁实行专营权，实行计划经济式的‘垄断’行为，实际是针对全球垄断所必需的，不然我们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害。”白益民坦言。
除了对铁矿石统一进口外，白益民还表示，须进行钢铁储备等的国家配套政策。如果在钢铁低迷期时，库存更多的钢铁，中国就能够从容应对铁矿石需求的大增。
交锋需求：钢材产量“峰值”重要，还是利润关键？
戴国庆：中国钢铁业粗钢产量峰值可能很快到来。
白益民：讨论钢铁产业多大意义不大，整个行业实际上在为别人打工。
必和必拓曾经在一系列投资会议和推介会上大力地宣传未来铁矿业发展前景如何广阔，其中有一个曲线，画的有韩国人均粗钢消费量现在达到1000公斤，日本最高的时候达到800公斤，美国也达到了600公斤。如果按照中国现在人均300多公斤的情况算，要达到韩国的程度，至少需要粗钢水平达到14亿吨。这说明，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足以令三大矿山充满信心。钢材生产决定了铁矿石的需求。那么，中国未来要达到钢铁的高峰究竟会是多少？
“未来铁矿石价格不会长时间单边上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中国钢铁业粗钢产量峰值可能会很快到来。”戴国庆告诉记者。他估计，从比例来看，由于中国粗钢产量基数已经很高了，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永远达不到日本和韩国的水平，人均500—600公斤之间达到峰值，将来可能会是差不多的。这个峰值是多少？根据他的判断，应该在7—8亿吨左右，由于我们的产能增长很快，我们可能1、2年就将达到峰值。
“假如中国钢铁业有一天不再增长了，单就不再增长这一点就会对全世界铁矿石现货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戴国庆表示。
一样的话题，在白益民看来，他更关注的是却不是钢产量的多少，而是钢铁产业背后的利润。
“我们一直讨论我们的钢铁产业有多大，我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整个行业实际上在为别人打工。”白益民“直言不讳”的指出。众所周知，对三大矿山而言，铁矿石成本每吨不到20美元，但是目前每吨的价格已经涨到到超过160美元。相比较下，大中型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3.25%。这充分说明，钢铁行业已经被上游垄断资本拿走了最高利润。
“外围的资源、技术、市场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在不断地扩大产能，实际上我们不断把自己这头‘猪’养肥，以后再被外国人拿走。”白益民表示。令他感到担心的是，未来可能的趋势是，等经济危机一来，这些上游垄断资本就会向下游走，也就是等我们的钢铁厂无法经营的时候，这些上游的力拓、必和必拓就会开始收购我们的钢铁企业。
延伸阅读铁矿石成为钢铁行业沉重的枷锁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此后中国的铁矿石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在全球其他主要铁矿石进口国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达到了6 .28亿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4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了近70%。
当庞大的“中国需求”展现在铁矿石供需舞台之上，每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也周围无比关注的目光笼罩。因为它不单单关系到供需双方巨大的利益争夺，在谋求更大话语权的今天，也被赋予了检验中国是否拥有全球大宗商品原材料定价权的神圣意义。
然而，自从2003年岁末中国加入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以来，不论中方如何辗转腾挪，也无法将三大矿商逼退一步，换来的只是铁矿石价格的一飞冲天。终于，2010年的谈判伊始，三大矿山均表明，要用季度定价的短期合同取代维持了数十年的长协模式。
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僵持了几个月之后，包括日本韩国等地的钢铁企业最终还是妥协，中国钢铁企业也用“临时协议”的口号，接受了三大矿山的要求，谈判的戏码还未上演，便以黯然收场。不但输了价格，中国企业坚守的铁矿石长协机制也已面临崩坍。
事实证明，在铁矿石严重依赖国外矿山的情况下，巨大的中国需求不仅能成为我方“量大从优”的砝码，反而成为悬在钢厂命门上空的利剑。三大矿山不仅在谈判中不断提高要价，获取着难以置信的超额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国内进口铁矿石市场的混乱和价格的双轨制则为三大矿山提供了坚守价格的可能。
三大矿山往往将现货价格作为议价的标准。因此现货市场一直都是三大矿山与我方谈判中的“必争之地”。过程看似简单，一方面是三大矿山故意紧缩供应量，另一方面，因为长协矿价格“久悬不定”，钢厂只能转而采购现货矿，需求上涨导致现货矿价格飙升，再影响长协价格上涨。
时至今日，三大矿山还把我国的现货市场当做理由 ，向全球钢厂推行“ 季度定价”。
令人担心的是，目前铁矿石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铁矿石的供不应求，纷纷扰扰的商业腐败，国内钢铁行业集中度低，无法形成统一的对话集团、中钢协作为准行政组织难以全权代表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钢铁企业……种种因素夹杂其中无疑成为中方谈判沉重枷锁，更为关键的是，这诸多问题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
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人可以预计今后的铁矿石谈判会走向何方，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产能和国内需求，中国钢铁行业即将面临的是无法估计的风险和难以逾越的困境。
铁矿石谈判大事表2005年：日本新日铁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率先达成71.5%涨幅的首发定价。
2006年：6月20日，宝钢集团代表中国钢厂与铁矿石主要生产商必和必拓公司达成价格协议，精粉矿和块矿价格比上个年度上涨19%。
2007年：宝钢与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7年度国际铁矿石 基准价格达成了一致，粉矿价格上涨9.5%。也是宝钢作为谈判代表的唯一一次好的成绩。
2008年：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正式宣布，它已与日本最大钢厂新日铁公司和韩国浦项公司确定了2008年度海运铁矿石涨幅为65%至71%的“首发基准价”。至6月底，宝钢宣布与澳矿达成价格协议，涨幅在79.88%至96.5%之间。
2009年5月：日本新日铁与力拓达成降幅近33%的年度“首发价”，但中国钢厂表示拒绝跟随，长协机制摇摇欲坠。
2010年：现货矿价已超过长协矿价一倍左右。三大矿分别明确宣布，以基于现货市场变化的季度定价方式取代传统的年度定价，以更有效地反映市场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