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不了解基层了。”
当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连珠炮般地直抒自己对中国电力行业的种种不满时，湖南一家隶属五大发电集团的电企高管只能报以一笑。
这场论战发起于郎咸平本月撰写的《谁在忽悠电力紧张》一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下称“中电联”)不点名地以“有失偏颇”回应。21日晚，郎咸平在其微博上挑起第二回合叫板。
昨天，中电联副秘书长欧阳昌裕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坦言，中电联与郎咸平间的对话并未能如公众所期望的那样，为电力行业在改革、纾困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如果郎教授能花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电力行业后再发表观点，效果会更好。”他说。
然而，这一系列充盈着火药味的隔空对话意义并不止于“鸡同鸭讲”般的眼球效应。
在“市场煤、计划电”、电网企业暴利与否以及宽带反垄断等新老争议的背景下，郎咸平所打的这场抱不平为公众加深了解电力行业以及电价改革路径打开了一扇舆论大门。
争议一：谁在哭穷
中电联统计信息部发布的上半年电力供需与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显示，五大发电集团火电继续严重亏损。
据中电联统计，上半年，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电力业务合计亏损66.5亿元，同比增亏50.9亿元，其中，火电生产企业亏损153.8亿元，同比增亏95.2亿元。
该机构上月末又预测，今冬明春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在4000万千瓦左右。
此后，郎咸平抛出《谁在忽悠电力紧张》一文，直言五大电厂根本没有亏损，涨价不是解决方案。
11月14日，中电联给出了“不忽悠的电力紧张事实”。
该机构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不点名回应称，近期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质疑“谁在忽悠电力紧张”，认为五大发电集团并未亏损，而是嫌钱赚得不够多，为了“忽悠”加价，“找各种理由推脱”发电，导致电力紧张。
该负责人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
上述五大发电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半年报显示，大唐发电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8.5亿元，华能国际约为11.8亿元，华电国际接近1.19亿元，国电电力(600795.SH)约为11.4亿元，上海电力也达到1.8亿余元。
这成为郎咸平的论据。
中电联认为，二者数据并不矛盾，这些资产优质的上市公司的效益情况不能完全反映出五大发电集团的火电业务整体亏损现实。
该机构称，这些上市公司属于五大发电集团中的优质资产，非上市部分电厂经营则普遍比较困难，这些资产状况相对较差的发电机组大多分布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等上网电价较低的地方，无法承受煤价上涨的成本压力，绝大部分已经陷入巨额亏损的境地。
对此，郎咸平在微博上驳道：“不同地方煤价不一样啊!别的地方电价虽然没华东贵，但煤价成本更便宜啊，以一吨5500大卡动力煤为例，华东的价格是852元，黑龙江双鸭山是690元……”
郎咸平罗列的价格准确与否不得而知，10月底，本报记者跟随一辆运煤车采访得知，从河南焦作市前往内蒙古鄂尔多斯装煤返回后，一车54吨5500大卡优质煤的价格由20000多元涨到43000元。
欧阳昌裕告诉本报记者，郎咸平所指的煤价差异的确存在，华东地区的煤炭价格较华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高。但他指出，上述几个地区的燃煤发电机组脱硫标杆上网电价却是不同的。
中电联统计部主任薛静曾告诉本报记者，华东地区的标杆电价总体至少高于华中地区0.1元/度。
欧阳昌裕由此指出，过去中西部的标杆电价是依据更低的煤价而制定的，因此即使上述地区煤价再便宜，总成本还是要超过标杆电价的。
“郎教授应该把煤价和标杆电价比照起来看，才能真正了解问题的核心。”他说。
争议二：中外效率比较
郎咸平认为，一些电厂将低于市场价的合同煤不用于发电，而是加价倒卖。
对此，中电联负责人认为，7亿吨左右的全国重点电煤合同量，是各电力集团骨干电厂维持基本电力生产的煤炭保障，而且这些合同煤不到电厂全年耗煤的40%，还另需采购更贵的市场煤。据中电联透露，在合同煤与市场煤价差拉大的情况下，合同兑现率呈现下降趋势。发电集团的合同电煤兑现率在50%左右。
郎咸平则回击称：“2010年煤炭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年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志敏称重点电煤合同兑现率高达90%以上。”
“我非常好奇中间这50%进了谁的腰包?”他说。
欧阳昌裕表示，这样的统计差距的确客观存在。但他称，中电联根据电力企业上报的数据得出的统计结果确实如此，至于为何与煤炭行业的统计数据不符，“只有去向国家主管部门了解。”
我国的发电生产煤耗水平是否落后于发达国家是另一大争议。
官方的说法是，我国火电发电量中有95%左右为煤电，我国供电标准煤耗从1978年的370克/千瓦时，下降至2010年的333克/千瓦时，尤其是“十一五”期间下降了37克/千瓦时，中国燃煤电厂效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比美国燃煤电厂效率要高2个百分点。
郎咸平咬定，中国的发电厂由于加价过于容易而失去了改进效率的动力。他摆出数据指出，中电联说中国燃煤电厂效率比美国高2个百分点，因此是国际先进水平。但按照该机构公布的333克/千瓦时的数据来看，落后于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的效率水平。
欧阳昌裕对于上述比较并不认同，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拥有各种类型燃煤机组的大国，机组效率参差不齐，因此机组平均煤耗必然无法和上述发达国家的先进煤耗水平相比。
一名刚从日本考察回国的五大发电集团下属企业高管反复向本报记者强调：“日本火电站的管理水平普遍不如我们，我亲眼去看了，我们就是输在煤价上了。”
争议三：内行和外行
“我理解中电联作为发电厂利益集团代言人的窘境。”郎咸平说，“中电联想要的是涨上网电价，而不一定是电力零售价，因为零售价确实和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欧阳昌裕对此表示，中电联说话是站在行业的角度，不但考虑到电力行业的整体利益，同时也维护全社会的利益，并不代表某个企业或企业集团。
他解释称，整个电价的结构构成是：上网电价+输配电价=销售电价。因此最终价格与发电环节、电网环节的投资和成本都相关。
对于“压缩电网利润可降低电费”的观点，国家电网公司一名专家称，当前对于电网企业暴利的说法完全是误解，因为电网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是有公开数据可查的。国外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回报率一般都在15%以上，而中国的电网公司的固定资产回报率近几年都是1%~4%。目前电网企业能够维持不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在主业外有一些辅业，包括国际化、金融等;但作为主业的输配电业务利润率非常低。销售电价要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审批，不可能存在暴利。
对于双方两轮“对话”的评价，欧阳昌裕认为，郎咸平作为学者，可能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因此，中电联与郎教授间的对话并未能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为电力行业在改革、纾困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如果郎教授能花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电力行业后再发表观点，效果会更好。”欧阳昌裕说。
一如这轮效果欠佳的对话，按照上述中电联负责人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多年累积的煤电矛盾在今年有趋于恶化之势。
该负责人表示，在目前电价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竞争性电力市场尚未建立的条件下，煤电联动机制仍是解决煤电矛盾的有效措施，建议适时启动煤电联动机制，将欠账的电价联动到位。
受到宽带反垄断的启发，郎咸平给中电联的建议是，帮助老百姓对国家电网发起反垄断举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