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本报记者转发的、来自欧洲钢铁联盟的一封“挑战”邮件后，一家中国大型国有钢企的高层作出上述反应。
11月26日，在上述邮件中，欧钢联称，希望即将参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决策者们，能确保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减排协议问题上采取一致标准，一视同仁。并称，如果碳排放量大的行业，包括中国钢铁工业，不受二氧化碳减排协议的制约，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但中国钢铁行业，对此显然有着完全不同认识。
“气候变化对策，既是科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排放了几百年，而我们才排放了几十年。钢铁工业更是如此，他们人均累计钢铁消耗量远远超过我们，只谈当前责任，显然是误导。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发展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华菱钢铁总经理曹慧泉说，“而且，现在是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我们的排放量，也与国际分工关系密切。”
在曹慧泉看来，“我们坚持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肯定是一个合理的对策。”
不过，“减排”对中国钢铁业“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是业界共识。“我相信，政府将出台更多减排的配套措施。”钢铁业专家、原首钢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戴国庆说。
一封来自欧钢联的“战书”
“无中国钢铁业的努力，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继续上升。”11月26日，在表达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期待时，欧钢联矛头直指中国钢铁业。
欧钢联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未来数十年的钢铁产量增长预期最高。
12月1日，该机构再度发话称，即使中国实现“在2020年前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仍将导致，至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增加75％-90％，即55亿吨-68亿吨二氧化碳，比欧盟目前的排放总量还要高。”
具体到中国钢铁业，欧钢联称，中国钢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全球钢铁行业总排放量的50％，而欧盟27个成员国仅占比8％。
在欧钢联看来，现行的减排政策对欧盟钢企“不够公平”。一方面，它们要遵守全球最严格的气候变化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钢企的激烈竞争。
欧盟称:“与1990年相比，到2020年，欧盟钢企将至少减少20％的碳排放量。现在，钢铁生产在技术上已经接近极限，但我们仍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在突破性技术的研究上追加投入。”
而欧钢联的最终目标是，“签署公平性协议，必须在每吨产品的碳排放量上，为所有钢厂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
“公平”背后的“不公平”
欧钢联的表态“咄咄逼人”，未来的“碳排放”贸易壁垒几乎可以预见，中国钢铁业减排的外部压力骤升。
对于欧钢联提出的“同一标准公平竞争”，戴国庆表示:“这是一个表面上公平，实质上不公平的要求。因为中国和欧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基础不同。”
在他看来，大气变化首先是由历史上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造成的结果，对此，发达国家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因此而限制发展中国家钢铁需求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基本早已完成，国内钢铁需求稳定甚至下降，而中国工业化才刚进入中后期，而城市化则方兴未艾。”
在戴国庆看来，首先是生产工艺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和欧美钢铁业碳排放强度的不同。“由于发达国家废钢历史蓄积量较大，废钢使用比重和电炉短流程炼钢，在欧美要比发展中国家大得多。并且，发达国家，核电这一''零碳电能’，占电力供应的比重较大。这都决定了，以吨钢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欧美比中国有利。”
戴国庆还指出，中国钢铁业事实上也在满足欧美的钢铁需求。“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在钢铁贸易中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而且数量相当大（2007年，欧盟钢材净进口750万吨，美国1790万吨）。享受了''不排放二氧化碳却使用钢材’的好处，却又要求出口国与其同等履行减排责任，这也是不公平。”
“因此，不论从需求看，还是从供给看，我国钢铁业和发达国家都没有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戴国庆表示，“在很多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已抢占和稳居了有利态势，在此情况下，要求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他们''同一规则公平竞争’，显然是不合理要求。”
钢铁业“低碳”新秩序
但中国仍将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钢铁产业也不能例外。而这也将推动中国钢铁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一位大型国有钢企管理人士对本报记者称:“中国钢铁业虽然还没有正式商讨这一话题，但是已经有人认识到，碳排放、碳税等这些听起来有点遥远的名字，事实上将很快对我们这个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目前，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中国钢铁企业自身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减排——使用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加大废钢的使用量。不过，正如戴国庆所言，后一种路径，受到中国废钢资源不足的制约。
而据本报记者了解，近期，在工信部主持修订2005版《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的工作中，已有专家提议，钢铁业需要对减排更加重视，这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足够考虑。
“我相信，政府会出台更多有利于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各项配套措施，包括对研发投入的支持，相关税收政策，能源价格的上调，不管是不是以''碳税’的形式。”戴国庆表示，“毫无疑问，这将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一股巨大的推进力。而引进CDM（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应该是加速这一进程的一项利器。”
当然，对于大、中、小各类企业丛生的中国钢铁业而言，并非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会对此满怀期待。
河北一家民营钢企的管理人士，不无忧虑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实我们很担心，一旦为了完成行业减排任务，硬性按照碳排放的标准划线，那小的钢铁企业，很可能就只好关停了。”
“行业减排目标”待解
不过，在我国政府已明确“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后，钢铁业将在其中承担多大的责任，目前仍不清晰。
在戴国庆看来，“减排分配到各个产业部门的具体目标，国内还缺乏仔细的研究和论证，各方并没有深入的讨论和一致的意见。在国际上，为各方都接受的、分部门的减排目标，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曾就节能问题指出，国民经济单位能耗的下降，2/3应靠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制造业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上升。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节能效果，要通过技术措施（用节能设备、节能工艺取代落后设备和工艺）来实现。
“我认为，他的这一意见是客观的。”戴国庆表示，“不可能要求各个行业都同样实现40％-45％的节能降耗，但我们不知道这一认识是否能为相关各方接受。如何将中国的减排目标化解为各行业的具体奋斗指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他看来，“中央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价值量挂钩，而钢铁业目前并没有对应的价值指标可循。”
“目前，钢铁业通常都是用实物量（吨钢耗能）来衡量自己的节能效果，而吨钢能耗，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钢铁业在节能方面取得的成就。因为，钢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要提高产品附加值。”
在戴国庆看来，按什么指标分配减排任务，对钢铁业至关重要。他举例说，卖5000元一吨的钢材与3000元一吨的钢材相比，如果按实物量计，前者的单位能耗更大，但若按价值量计，则前者的单位能耗要小得多。
“政府应该考虑，以适当形式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供钢铁业参考。”戴国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