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危机的政策路径
在2008年10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以及财政收入从三季度之后开始出现迅速的下滑。
这次会议已经提出：“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半个多月之后的11月5日，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应声出台。
一年之后，当初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盘政策蓝图清晰可见：把全力遏制经济下滑作为首要目标，以内需、外需和就业为政策服务核心内容，以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
内需方面，中央财政两年内投入1.18万亿元用于中央投资，并以此带动社会投资共计形成四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而为了刺激消费，先后出台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以及降低商品房交易的税费、利率和首付等多项政策。
同时还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并将3G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前出台，启动了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的发放工作。
为了刺激企业投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迅速完成，企业设备投资可以纳入抵扣范围，此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税费减免措施，据财政部估算，上述措施将总计减轻企业负担超过5000亿元。
外需方面，多次提高纺织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装备制造的出口退税率，并为出口企业提供融资救助，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通。
面对这些内需措施的资金配套难题，2009年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安排了规模史无前例的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财政部首次代理地方发行了2000亿元地方债，并且降低了部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一场怎样的复苏？
今年三季度数据公布之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复苏趋势已经无可争议。
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复苏？换言之，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是来自于一揽子刺激措施还是经济过度恐慌之后自身的内生反弹动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回答去年四季度的经济增速下坠的原因是什么？
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去年四季度经济猛降的原因，而此轮经济复苏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刺激政策和政府支出。
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去年四季度的下坠并非实体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慌所导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去年年底就断言，2008年四季度是企业调整和消化库存的阶段，经济指标下滑正常，不必惊慌。经过库存消化后，2009年一季度以后，出现正常生产，恢复稳定增长。
而经济的反弹方式果如其言，甚至连时间都惊人的精准。今年4月下旬公布的宏观经济重要先行指标3月ＰＭＩ指数经过了连续四个月反弹后突破了５０点的分水岭至52.4点。
复苏的速度如此迅速也似乎证明经济反弹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自身，巴黎百富勤董事总经理陈兴动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政府投资项目从前期的规划审批、资金配套到最后的动工建设最少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
经济自行复苏的另外一个旁证是民营经济的表现。此轮内需刺激措施中国企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不少学者担忧民企将会生存艰难。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最近的调查表明，危机前后，民营企业增长持续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降幅也小于后者。
结构失衡之忧
在四万亿内需刺激政策面世之初，不少学者就指出需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包括结构恶化和产能过剩的副作用。
首先是已经失衡的投资和消费比例将更加失衡。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推高了投资率。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建平估算，伴随着国家4万亿投资落实，中国的投资率已大幅攀升到33％～40％，这已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继1993年投资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
在投资率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52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比例已下滑到45％，2004年缩减至35％。
消费率之所以下降，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四万亿投资大部分投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领域，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结构重型化和资本密集化。
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95％，即7.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中7.3个点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
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今年三季度降到了35％以下，由于外贸出口同比下滑，拉低了经济增速。
产能过剩的阴影也如期而至。8月26日，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题，这表明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摆在决策者案头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