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乃至很久以来，我们是否注意过这样一种现象
每当有关国内粗钢产量的旬报、月报甫出，各相关机构、媒体、分析人士等，即刻争相报道及评述。其原因极简单：无论是传统“供需理论”，还是既定“分析模式”，皆把粗钢产量的变化看作是影响钢市(钢价)的主要因素或依据――因为，按照传统“供需理论”逻辑，产量减少了，供应量就相对下降了，库存可能相应减少；而产量增加了，供应量就相对增长了，库存可能相应增加，进而可能对钢价产生影响。
上述“道理”或“逻辑”，始终作用和影响着我们对钢市的判断和预测。这种逻辑，按常理应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在现今中国钢铁生产及钢材流通现状下，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和线性，上述逻辑也并不完全吻合于波诡云谲的钢市现实……
我们一起搜索，在中国钢铁行业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至市场经济的“钢市”以来(以1993年3月为时间节点，即：除国家铁路专用钢材、军工专用钢材实行国家指导价外，国家全面放开钢材价格，由市场调节，钢铁产品价格“双轨制”结束)，我们能找出中国哪年、哪次呈现的钢材价格暴涨或暴跌，纯粹是因为钢产量的实质增加或减少而直接造成的呢?
难以找出。为什么?原因大致如下
其一，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决定的。我们以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而居世界首位为重要标志，中国的钢铁产品(除特殊用途的部分品种以外)在总体上，已摆脱了长期数量短缺的时代，随后中国更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包括钢铁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领域都进入一个长期持续高投资高增长时期，大中小钢铁企业不仅产能迅速扩张，而且企业数量也迅速增加。而在此背景下，除了国防尖端及特殊钢种之外，几乎所有能够被贸易商所买卖经营并影响钢市的钢材品种，皆没有出现过严重短缺或供不应求，因为在高投资下的钢铁产能总体增长极其迅速，也就更难以出现因为钢铁总量“短缺”所刺激钢价暴涨的情况。
其二，是由中国钢铁业所承担的社会使命所决定的。目前，一说到钢铁产能过剩，听到更多的是舆论指责，似乎钢铁行业多年来都在盲目投资扩大产能。其实，这既不全面、也不客观、更不公正。在新中国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中国钢铁工业为使中国尽快摆脱“短缺经济”阶段而全力增加钢铁供给，为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而不断攻克科研难题并研制出大量国内短缺钢材新品种，为国民经济各领域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钢材保障；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本身也对全球钢铁业和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钢铁企业还肩负着吸纳劳动力就业、稳定社会的重任。因此，即使在产量过剩情况下，基于重大社会责任，也难以完全而充分按市场供求去运作，也就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靠“减产”或“淘汰”来调节钢价的效果。
其三，是由中国钢铁生产和钢材流通现状所决定的。鉴于中国的国情，中国钢铁产业呈现的布局相对分散、数量众多、集中度低等矛盾，是有其特定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成因的；中国的钢材贸易流通体制也是基于中国地大域广、需求庞杂、分散多层的特征，致使贸易企业数量庞大。这就决定了各自利益的不同，难以根据市场变化而真正形成“步调一致”的产量调控举措，甚至出现“谁先减产谁倒霉”、“谁先听话谁吃亏”的现象。即使在减产的情况下，“船小好调头”的众多中小企业，在市场稍有利润空隙的时候，旋即会迅速复产，其“补市”的速度远远快于因产量下降可能会对钢价产生的调节作用，再加之贸易商的巨大“吞吐”能量，这就又难以真正获得指望钢铁产量的一时增或减来达到调节库存或钢价的效果。
……原因还有，不再展开。
因此，现今中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阶段下的钢铁生产及钢材贸易特点，仅仅出现在旬报、月报中的产量波动，甚至哪怕是千万吨的产量变化，皆不足以对现今中国钢市价格产生根本性影响之作用。可以说，现阶段下的中国钢市，对钢产量变化所可能产生的调节价格之效应表现的极其滞纳，而对于宏观政策下的后市“心态预期”效应却远超过产量变化效应……
这即是现今中国钢市独有的阶段性国情特征。
现今，中国钢市特有的运行现实表明，对于真正买卖钢材的贸易商来说，“观大势”要比“看旬报”更实惠，也更实用。相信我们在仔细回味这些年来中国钢市的所经所历之后，会有自己的切肤感受。
要想真正全面深入研读现今的中国钢市，不必仅死盯着当今无实质性调节钢价作用的产量波动，否则仍难以完全避免偏离钢市现实的呆板逻辑。
本网视点：虽然本篇文章的作者提出的观点——钢材产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不影响钢价，有点标新立异，但是，笔者并不认同。市场归根结底是由供需状况决定的。钢铁产量的增加或者减少绝对是影响钢价的重要因素。如果供应作用不在，那么怎么理解“物以稀为贵”呢？怎么理解供应过剩时，价格跌至白菜价呢？
